倪步曉博士近日為新書《潛變與延續：當代溫州基督教的歷史形塑》舉行分享會。他研究了1949至1999年間的中國本土基督徒群體，嘗試將「西方中心論」與「中國信徒中心論」兩種史學範式結合。
為補充學界常用的「延續與斷裂」框架，該書引入「潛變」的新視角，追問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劇烈的社會轉型之下，溫州基督教在政治宣傳和各類運動中面臨著資源的斷裂。他們是如何實現信仰的本土化推進，並塑群體身份認同？
1949-1976 改造壓力下的信仰重塑
倪步曉博士首先分析了五十年代「改造壓力下的潛變與延續」。在「反帝愛國」運動中，溫州教會經歷了產業國有化和領導層調整，生存空間繫於效忠政治的表態。但研究歷史檔案時，他發現地方政策執行中出現「治理策略的空泛化」，官方文件承認改造工作「基礎薄弱」，意外為1954至1956年間地方教會生活提供了空間，聚會、受洗、培靈會等活動都呈現增長態勢。
隨後1956至1957年上半年的「雙百方針」時期，宗教活動獲得短暫的公開擴張。倪博士發現一有趣現象：政府為統戰教育而召集青年政治學習意外成為青年人彼此連接的契機，為日後跨宗派的地下教會網絡埋下了伏筆。1957年反右運動後，教會公開活動雖遭重創，但倪博士通過「香港宣道書局」的檔案發現當時有溫州信徒通過書信與香港聯繫，成功獲取了靈修讀物，證明了即便在嚴密的審查之下，地下的信仰資源仍在流通和共用。
倪步曉博士將接下來的1959年到1976年稱為「後宗派的信仰建構時期」。高壓環境意外催生了「去建制、去中心化」的信仰形態。政府對家庭聚會「暫不公開干涉，但不承認」的「雙軌口徑」，以及遏制專業教牧人員發展的策略，反促使家庭聚會網終規模更小、流動性更強，並催生了以平信徒領導的模式。
特別是在1970後的文革後期，由於地方治理一度癱瘓，以地緣為基礎的平信徒議事網路開始湧現，並呈現出去中心化治理與青年領袖化現象。倪博士強調，這一時期的信仰形態由三大核心要素支撐：一是「靈恩」——如方言、醫治、異象等可感知的神聖經驗，用以彌補制度的匱乏；二是「受苦神學」，將政治壓力轉化為靈性成長的敘事，創造出高凝聚力的群體身份；三是「末世論」，為信徒在苦難中提供了意義框架和行動韌性。
強韌復興的動力：四大復興內在引擎
學界普遍將80年代出現信仰復興歸因於「政策鬆動」。倪步曉博士挑戰了此單一解釋。他指「復興」（Revival）本意為「甦醒」，意味著「它曾經發展過，只是在某個時期衰落、受限、不被看見或轉入地下」，因此他認為這時期的復興是70年代家庭聚會模式的「一次公開化升級」，是基層信徒自下而上推動的結果。他指出，檔案與口述史均顯示在1982年「19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正式出台前，溫州信徒已開始恢復聚會，地方政府對此多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倪步曉博士認為，這場強韌復興的動力歸結為「四大內在引擎」：
首先是社群結構。倪博士指出，溫州人非常注重熟人關係，在八十年代的社會轉型中，其信仰過代際自然地傳遞，父母對子女的信仰囑託成為許多在外經商的溫州人遭遇困境時的精神支柱。信仰實踐通過飯前禱告、睡前禱告等日常儀式根植於家族記憶中。此外信徒開始將十字架掛在家門口，將私人的信仰轉化為公開的家庭身份標識，這種外顯化的信仰在熟人社會中極具穿透力。而信仰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區更催生了「福音村」這一獨特的地方社會形態。教會甚至承擔了調解過往村落械鬥、災後重建等提供公共品的社會功能，從而在地方上贏得了「守規矩」的社會聲譽。
二，女性力量：倪步曉博士分析，無論是從情感支持、經濟奉獻還是祈禱實踐來看，女性都是溫州教會復興的主力。資料顯示當時教會中八成以上是女性。她們是晨更禱告、通宵禱告的主要參與者，也是家庭探訪的核心力量。她們將個人的苦難如疾病、家庭矛盾等在聚會中轉化為公開的見證，創造了一個強大的情感支援系統，進而帶動整個家庭和親屬的集體歸信。在溫州，妻子先信主，然後通過長期的代禱和品格轉化來帶領丈夫歸信極為普遍，極大提升了家庭的轉化率。倪博士還提及「馬大效應」——女性承擔了教會大量後勤、奉獻和支持性工作，她們重塑了教會的性別分工和屬靈傳統，成為整個教會增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內推力。
三，獨特的財富觀念。溫州基督徒商人獨特的文化有利於教會的擴張。勤勞致富被視為榮耀上帝的方式，而奉獻則能帶來蒙福」。這種將世俗的財富「聖化」，或將其轉化為一種群體的象徵資本的觀念。溫州基督徒商人們支援建立教堂、從事慈善、支援宣教，不僅為溫州教會的快速擴張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也為溫州基督徒商人的商業行為賦予了神聖的合法性。
四，義工傳道模式：文革時期成長起來的、沒有薪水的全時間平信徒成為講臺和牧養的主力，形成了低成本、高彈性的擴張機制。一個牧師配搭數十位義工傳道人的模式在當時十分普遍，有效應對了信徒的爆發式增長。更重要的是義工的社會職業身份（如商人、工人、農民）降低了教會與外部世界的隔閡，使「神聖」與「世俗」在他們身上糅合在一起，提升了他們在建立教堂等事務中與地方人士協商、周旋的能力。
此外，倪步曉博士還指出，「溫州是中國的耶路撒冷」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資料上的幻覺」。他從兩個層面解構了這一說法。首先是統計口徑的差異，基督教通常以「受洗信徒」為單位，而佛道教則常以「神職人員」為單位，且其信眾身份具有多元和融合的特徵，難以精確統計；其次是建築比較的誤區，將數量龐大的家庭聚會點與大型的寺廟建築進行數量對比，本身並不對等。
他引用學界研究指出，改革開放後溫州的佛道教和民間信仰同樣在強勁復興，這說明宗教復興是普遍的社會現象，而非基督教獨有。溫州基督教的興起並非對民間信仰的「斷裂」，而更像是一種「宗教資本轉移」下的「實用整合」，它保留了原有的文化資本，並以基督教的語言對其進行了重塑。
結論與反思：「低制度、高實踐」的地方模式
在分享的最後，倪步曉博士對其研究進行了總結：「1949至1999年的溫州教會經驗並非『西方宗派的簡單再版』，而是以『言說』與『靈性』為核心構建起的一種『低制度、高實踐』的地方性模式。」這一模式的「低制度」特徵，體現在其去中心化、去建制化的組織形態，依賴平信徒和義工而非層級化的聖職體系；而「高實踐」則體現在信徒對祈禱、見證、奉獻、傳福音等信仰行動的高度投入。
倪步曉博士說：「復興的本質是一項『社群工程』，而非單一的宗教效應。」理解溫州基督教的繁榮，不能僅僅停留在政教關係的宏觀框架，而必須深入其內部，看到它是由社群結構、女性力量、財富觀念和義工制度這四大引擎共同驅動的社會性建構。這一套「後宗派、地方化、實用導向」的模式，長期塑造著溫州地方教會的信仰形態。其中，「後宗派」並非指宗派傳統的完全消失，而是在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一種超越原有宗派壁壘的、以地方經驗為基礎的新共識；「地方化」則根植於溫州獨特的熟人社會與商人文化；「實用導向」則表現為信仰緊密圍繞信徒的日常需求與苦難經歷，提供情感支援與功能性解決方案。
然而，倪步曉博士也指出了這一模式內含的張力。他認為當制度缺位時，「講臺的言說力」與「靈性的實踐力」雖能構築起穩定的在地生態，但也帶來了靈恩化與人才培養路徑單一化的內在挑戰。「靈恩化」可能導致對神聖經驗的過度依賴，而「人才培養路徑單一化」則指義工模式在應對複雜社會議題時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在隨後的問答環節中，倪步曉博士亦就歷史研究對當下的啟示，強調歷史雖無法提供直接的應對策略，但能提供生存智慧。他認為，相比探討「生存策略」，當下更應思考「發展模式」，並敏銳地指出了牧者守護有形教會與信徒追求內在體驗這兩種不同關懷點的並存與張力。最後，他的研究指向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溫州教會如何在不削弱既有靈性動員力的前提下，溫和地導入多元化、專業化的發展路徑，以完成「第二次在地化」的更新。
《潛變與延續：當代溫州基督教的歷史形塑》
《潛變與延續：當代溫州基督教的歷史形塑》一書在2025年9月15日由建道神學院出版，作者倪步曉博士是中國神學研究院哲學博士，現為建道神學院神學研究部助理教授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包括西方基督教在華傳教史、西差會檔案與跨文化傳播、中國基督教信仰傳統等。著有《明辯論道：王明道的思想溯源》（2015）、《差傳、基要與自立實踐：基督教宣道會華中教區的宗教傳播及其身份建構的探析（1889-1951）》（2022），編著《時代的迴響：王明道日記中的信仰光譜》（2025）等，研究成果還包括已發表的數十篇學術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