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波士頓華人佈道會陳德修牧師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美國式的大學，較重通才教育，所以無論學生打算專修那一科，都要兼讀幾門文藝課程。英式大學則較重專才教育，一旦進入某一學系，便集中修讀有關課程。我在香港長大，受的自然是英式教育。
1983年底，當我懷著熱情在美國報讀神學時，竟被拒絕，理由是所受的建築系訓練缺乏文科背景；後來一位學長替我說項，對收生主任說，我高中時讀舊制國文課程，誧t四書五經，誠然是極佳的文科訓練；主任不勝其煩，於是勉強讓我入學。
由此，四書五經成為幫助我進入神學院的媒介，但其詳細內容，早已忘記十之八九。日前捧讀《大學》、《中庸》，從前背記的文字又躍然於腦海之中。
《大學》原屬《禮記》中的一篇，經唐代韓愈、北宋二程推介後，地位日高；南宋時，名儒朱熹將之編輯成書，與《論語》、《孟子》、《中庸》合刊問世，稱為《四子書》。明清兩代，《四子書》成為科舉取士的準則，氣勢更是牢不可破。今人一般認為四書中《孟子》較為顯淺，其次是《論語》，再次是《大學》，最哲理化是《中庸》，所以嬝爬葷ツ野恁m孟子》開始；朱熹則認為應先讀《大學》，以定規模，然後按步讀其他三書，便可得「古人之微妙」。
朱熹窮多年精力，為《大學》寫註譯，將全書分為十一部份，認為首章是孔子之言，由其學生曾子記載下來；其後十章，則為曾子對老師話語的解釋，由其門人寫出。朱熹有關《大學》的不少理論，受到明代大儒王陽明多方異議；清朝不少文人，在反宋朝理學的前提下，也對他極力批評。然而，朱子在四書上用奶妓`，後人難出其右，他的意見，得到現代學者如錢穆認同，因此值得我們思想。
朱子稱「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大學》三綱領，明明德(我的三子以此為名)者，是明白光明德性的意思。古代有條件得以受教育的人，八歲進入小學，教之以清潔、應對、進退等社交儀節，並禮樂射御書數等知識和藝術；至十五歲時，方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這樣看來，知識只是小學課程，大學之道，在於如何做人。
但怎樣才可以做到明明德呢？《大學》本身沒有提供直接答案，只引用三句出自《尚書》的話來強調要做明德的人(克明德)、明德是天職(顧是天之明命)、和明德的偉大(克明峻德)。朱子在這裏解釋說，光明的德性是天理，已放在人的心裏(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但可惜人的私慾將它遮?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依著程頤的傳統，朱子提出解決這問題的方法是「存天理，滅人欲」，提議滅去人慾，便可明白天理。後世反理學者(例如清朝的戴震)評擊朱子鼓吹禁慾主義，而且用假道學來束縛民眾，剝削他們對生命的享受。公平地說，理學中的「滅人欲」並非專指人的慾望，而是人的私心，引致專看自己而看不到天理。
基督徒也追求天理，亦願意明明德；但我們相信這個天理不是存於宇宙間靜寂高超的理想，而是一位有情的上帝，創造萬物、化育萬民的天父。祂有美善的性格，也願意我們認識美善，學習像祂，明其明德。基督徒又承認人慾的存在，並知道要對付它；但對付它的方法不能單靠心性培育，正如羅馬書第七章所說:「因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
壯士雖然力大，卻不能自舉其身。聖經告訴我們，人的私慾罪性，也不是自己可以清除的。遇溺者不能找著肩頭，將自己提離水面，乃是舉手求援，由外人伸手救起。同樣，上帝願意從高天伸手，扶助我們，脫離惡慾。
除了《大學》綱領之首「明明德」，其餘兩個綱領即为「親民」和「止於至善」。古字「親」與「新」相通，所以朱熹認為親民即新民之義；學習大學之道的君子，不單自己追求明德，也應推以及人，幫助廣大民眾革除舊習（朱子：去其舊染之污），不斷更新。《大學》在這方面舉了兩個例子，首先是成湯（商朝的開國君王，約主前16世紀）在他的沐浴盆上刻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句字，提醒自己在每日梳洗時，不可忘記要時常更新；其次是《詩經》中讚美周文王的話，說周朝開國多年，堪稱古舊，但它的政策制度，卻勇於創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總結來說，君子應「無所不用其極」地鼓勵別人「作新民」。
王陽明則認為「親」字應照字面解，是親愛民眾的意思；君子不應獨善其身，而是記念平民、親近百姓，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止於至善」雖說是一個獨立綱領，但其實只是前二者的延伸，指出追隨大學之道的人，應該在明德及親民兩個目標上盡最大努力，以期達到最高境界。
大雅君子的最高目標，是將明明德的心志推廣天下。《大學》論說，知道了目標，做事便能有方向（知止而後有定）；有了方向，便不會輕舉妄動（定而後能靜）；不妄動的人，便能心思安穩（靜而後能安）；心思安穩的人，便能細心計劃（安而後能慮）；細心計劃的人，便能達成目標了（慮而後能得）。但怎樣才能訂出影響天下的計劃呢？《大學》在這方面提出了有名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
要將明明德的理想廣佈天下（平天下），首先就要將國家管理好（治國），治國的基礎在於整頓家庭（齊家），齊家的基礎是整頓自己的生活（修身），修身的要素是除去邪念（正心），正心的要素是意志堅定誠實（誠意），誠意的秘訣是追求正確的知識（致知），致知的秘訣則在於明白萬物背後的原理（格物）。
格物既是平天下的起步點和底層基礎，自然就十分重要了；歷代儒者，在此建立了不同的哲學思想。朱熹認為在宇宙間存著一套客觀原理，是人類應該追求的準則，格物的意思就是要思想探索這個「天理」，透過觀察世界事物來啟發內心的知識；這種以心性來思想客觀真理的理論，後世稱為客觀唯心論。與朱熹同時代的陸九淵，則認為真理不假外求，就在人的心裏，所謂「心即是理」，人們只要詳細推敲，不難發現自己心中的真善美，然後才開始博覽認知，毋需先在讀書窮理上枉費工夫，這個思想日後被稱為主觀唯心論。
王陽明自小聰明，27歲考獲進士，早年心儀朱熹學說，實行格物致知，但效果不彰，於是有一次下定決心，必要窮出竹子之理，但他對著竹子七晝七夜，累極病倒，仍格不出它的道理，於是轉而尋找另外出路，最後給他讀到陸九淵的思想，相逢恨晚，於是妥為推廣，後人稱為陸王學派。由於王陽明的影響，明清兩代學者，大多輕視理學，重視心性，流弊所至，文人束書不看，忽略科學，追求成為聖人，但卻變成主觀狂妄、自以為是，動輒引用張載的名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但又沒有實際行動方案，結果令儒學成為維新人士多方攻擊的對象。
聖經也著重「新民」，哥林多後書5：17說：「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只不過這個更新，不是由天性探索而得，也不是由教育感化而得，而是因為在基督裏，得著基督的生命而來。人的心性受到罪的污染，或可因教育、理想而顯出一點善美，但根基若不重整，上層建築最多只是華而不實，甚至有倒塌的危機。
基督教也認同格物致知，但卻與王陽明看著竹片格不出物來有很大的不同；我們雖然智慧有限，但相信上帝在聖經中給我們许多啟示，又有聖靈作為我們的導師，以致能明白真理；我們也相信上帝創造世界時背後動用很多定律原理，基督徒科學家如牛頓者，存著找出上帝規律的心鑽研科學，每有新發現即興奮異常，並用這些新發現造福人群。此外，懺悔的精神也制止主觀心思的自大虛妄，免去「死不認錯」的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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