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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同蘇續談中國都市至農村三類家庭教會的互動
2010年07月21日08時59分 上午 Posted.
 | »劉同蘇牧師,攝於山景城中國基督教會。(圖:基督日報/ Hudson Tsuei) | 面對廣大的中國禾場,福音之火如何能夠燎原、實現中國福音化的異象呢?當前的中國福音運動又是沿著怎麼樣的走向和軌跡呢?哪種類型的教會在這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呢?而距離福音在神州大地上普傳還有多長的時間呢?
中國家庭教會領袖之一的劉同蘇牧師在面對本報記者的專訪中,首先介紹了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的興起是近十年中國教會的第一個特點,也可以說是在過去十年來中國福音運動與之前相比的一個顯著變化。可是,他同時強調「雖然新興城市家庭教會是主導,但是並不是是福音運動的全部。」 劉牧師認為,當下福音進中國有三個基本進路,第一是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第二和第三則分別是農村傳統家庭教會和民工教會。目前這三條進路都跟中國近十年來的都市化有密切的關係,受到都市化的影響,並且伴隨著都市化的進程,福音也會藉著這三條進路從中國的中心城市廣泛地擴展到各地的城鄉鎮之中,屆時福音才算真正在中國這片神州大地上普傳。而在這三條進路中,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是主導,特別是北京的家庭教會;伴隨著都市化的進展,鄉村的家庭教會也會再次復興;而民工教會則對前兩支進路的未來都影響深遠,他甚至警告說:「忽視的話會帶來沒落。」 新興城市家庭教會「從上到下」陸續影響全國
劉牧師一一介紹這三條進路。他說,第一條是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它已成為中國福音運動和中國家庭教會的主導力量,這是一條「從上到下」的進路,因為現在中國都市化是「越大的城市影響力越大」,走向也是「從上到下」——從大型城市到中型城市、再到小型城市、再到地方城鎮縣城、接著是農村。
他解釋說現在中國「所有的文化潮流都是這樣的走向」。比如,外在所流行的髮型和服飾等,其源頭是上海,然後按著「從上到下」的次序慢慢的流傳開來。而北京則是內在的文化流派的中心,無論是從何處發源的各種文化流派,最終都必要通過北京的文化圈進而影響到全國。因此,影響的模式仍然是大型中心城市到中小型城市……如此一層層影響到全國,而其中越大的城市其影響力越大。
北京、上海家庭教會崛起 神已把福音放在都市化源頭
應用「從上到下」的模式用來觀察當前的中國教會的話,即可看到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就是沿著這樣的路,現在進到了北京和上海」。劉牧師介紹說,幾年前北京的城市家庭教會開始崛起,北京和溫州才逐漸成為了福音在中國兩個並行的城市基地。如今,北京也有後來居上之勢,比溫州發揮著更明顯的主導地位,福音的城市基地中心從溫州轉化到了北京。另外,上海雖然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與北京相比較晚,但近兩、三年也已經有「巨大的變化」,「有跟上來的步伐」。
劉牧師指出,福音在北京和上海的復興對福音在中國普傳具有深遠的意義,因為兩個城市都是中國整個都市化的源頭,都是都市化層層影響中最大的中心城市,發揮著最大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塑造現在中國文化的兩個源頭城市。「北京和上海的福音化,意味著中國整個都市化的源頭已經得著了,也將是福音反轉整個文化的源頭。最大城市的得著,也就是神已經將福音放在文化的源頭。看水流的話,如果上游受到污染,整條河流也會被污染,而淨化河流也得先淨化上游。現在神已經將福音的中心設在了中國文化的源頭上面。」
30年來中國福音中心的三次轉移:河南與安徽—溫州—北京
劉牧師指出,自文革之後的幾十年裡面,中國出現了三次福音中心的變化。最開始即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國福音的中心是在河南和安徽,當時這兩個省都有很多傳統的農村家庭教會興起,他們帶領了當時中國家庭教會的發展。若分析這一階段的特點,他們的影響方式可以形容為「勞力密集型」,傳統的農村城市家庭教會聚集了很多人,教會也主要用「家長制」的方式管理,靠一個很屬靈的魅力領袖將一個大型團隊建立起來。
80年代後期,中國的福音中心轉到了溫州,其影響方式可以說是「資金密集型」,溫州龐大的基督徒企業家的力量對教會幫助很大。劉牧師描述,一方面靠著當地企業家的錢,一方面還有通過外地對「技術骨幹」的派遣,即派一些牧者和專業人士來當地植堂等等,即「我們(企業家)出錢,你們(教會同工)來植堂……」
現在,中國的福音中心已經由溫州轉向了北京。北京所發揮影響的方式可以稱為是「智能密集型」,即靠著北京教會對教會發展經驗和範式的總結,然後通過到各處講授這樣的模式來影響各地的發展。
劉牧師說:「這個時代很有意思,不是靠人、也不是靠資本,而是靠範式。」而這樣一個很大的優點是脫離了依靠人力和資本的限制,大眾可以就範式進行拷貝和仿效,成為「大眾參與型」,可以大大地促進植堂。
河南和安徽: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中國的安提阿—北京:中國的羅馬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福音中心的三次轉變對於中國的福音化深遠的意義,劉牧師用比喻說:「和早期教會比較的話,如果說河南和安徽是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則是安提阿,北京則是中國的羅馬,是中國整個文化的最高點。」
他進一步解釋說,耶路撒冷是「在落後的地區有強勁的生命傳播」。中國自文革之後,福音運動從河南和安徽的傳統的鄉村家庭教會開始,就如當時在耶路撒冷一般。接著,福音到了安提阿,不但是猶太文化與羅馬文化之間的一個轉折點,也是向外邦傳福音、福音在外邦文化傳播的開端;而溫州就是發揮著這樣的角色,代表福音在中國「從農村文化到都市文化中間的轉折點」。而現在福音的中心從溫州轉變到北京的意義深遠,「北京是中國的羅馬,是整個文化的最高點,當福音傳道羅馬時,意味著整個羅馬文化、希臘文化被基督化了,而現在中國文化也是如此。」
劉牧師說,現在很多文化的課題包括一些最尖端的富有挑戰的話題進入到北京的教會裡面,如果教會能夠很好地作出回應,就可以對主流文化產生影響。
北京和上海模式 在未來中國教會中相得益彰
具體到北京城市家庭教會的進展,劉牧師介紹說,北京城市家庭教會已經完成了「初始的爆炸期」,他引用物理學的定律來解釋說,「任何一個事物產生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初始速度來引發,才能夠脫離原來的狀態來發展」,比如宇宙大爆炸也是如此,先有一個迅速的初始速度引發爆炸之後,接下來的是迅速擴展。回頭看北京的教會也是如此,北京教會的迅速擴展大概是在2003和2004年,在這兩年間北京出來了很多家庭教會,當時信徒裡面的初始熱情和完全擺上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如今,雖然北京教會還在飛速地發展,但是最初為著一個新方向的熱情和完全擺上的頂點已經過去,「現在已經定型了,出現了關於教會的範式、理論的基本思考,這也標誌著北京教會的初步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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